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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金陵刻经处


 

 

 

 

 

     一个偶然的机会,去过一次金陵刻经处,总也忘不了那坐落在延龄巷口的院子,以及院里的几处古式建筑。

     也曾有人到金陵刻经处求做和尚的,但刻经处并非供出家的寺庙。他们是被什么引来的?那院子外面是灰色的院墙,里面也没有高高的殿堂,看上去便不像寺庙啊。也许便是那十多万块蕴着墨香的经版,透出了佛经的气息,合着那安静,那平实,那本本真真。

深柳堂——刊刻“最精善之佛典版本”

     来金陵刻经处,先到深柳堂。深柳堂是旧式高平房,砖木结构,小瓦屋面,左右两壁为玻璃书橱,内藏多种版本的藏经;堂内两边各摆了一条玻璃陈列柜,内有刻经处早期刻印的《净土十经》等物,堂正中悬杨仁山画像和赵朴初题写的“深柳堂”匾额。

    杨仁山,他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者,也是佛教居士。他本名杨文会,仁山是他的“字”,深柳是他的“号”。深柳堂是他居住活动,校勘经典、著述讲学的地方。

    杨仁山早年习儒,同治年间,读《大乘起信论》,为经书所感成为居士,从此搜求佛经,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经营刻印佛经事业。

    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为儒释道。儒家明伦,佛家见性。儒家是谈人与人关系的学问,佛家是讲见真心的智慧。从外到内,其实有相通之处。

    杨仁山身处的清朝末期,是国家充满内忧外患的年代。当时许多寺院的典藏都在战乱中烧毁,如果不拯救经书,中国佛教就濒临灭亡。后来杨仁山又把杨家的地产全部转为金陵刻经处所有。他通过金陵刻经处,刊刻了大量佛教典籍,其中不少是他从日本和朝鲜等国千辛万苦觅回的佛典。他做的不仅仅是拯救几本中国古代散佚国内久已失传的佛书,而是想通过传播佛教的思想来救心。这也是金陵刻经处最重要的历史。

    出于弘扬佛法的考虑,杨仁山为金陵刻经处规定了“三不刻”,即:疑伪者不刻,文义浅俗者不刻,乩坛之书不刻。这就杜绝了低俗,杜绝了迷信。

    金陵刻经处的刊本有其特色:刻版采用了经文与注疏会合的方式,且划分段落,添加句读,并经严格校勘,被各方信众称为“金陵本”,誉其为“最精善之佛典版本”。

    仁山弘法四十余年,校刻经版2万余片,刻成经典211种、1155卷,印刷流通经典著述百余万卷;刻成佛、菩萨像24种,印刷流通十余万张。

祗洹精舍——实为高等僧学院

    再来看金陵刻经处的另一幢建筑,离深柳堂不远处的祗洹精舍。这间平房入门的厅堂显得比深柳堂要大些,原是作讲课用的。

    1907年,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设祗洹精舍,自编课本,进行讲经。诗僧苏曼殊也在此教授梵语、英语。弟子及从学者甚多。“祇洹精舍”,便如现在的佛学院,课程有佛学、汉文、英文。虽为居士所设,但就学者僧人为多,实为高等僧教。它培养的学僧,有许多后来成为民国年间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力量。由于种种原因,“祇洹精舍”仅开课一年就停办了,但它对中国近代佛教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仁山后还任佛学研究会会长,在此处定期讲经。

    杨仁山居士在中国近代佛教史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梁启超曾在文中说到:“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他指名称赞杨文会“夙栖心内典,学问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确实,杨仁山一生造就的佛学人才甚多,僧界学生有太虚,在家居士有谭嗣同,以及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等人,都是他的及门弟子。

    杨仁山深受当时思想界人士的崇敬。一批进步思想家,也登门求教,有的尊他为师。其中著名的有梁启超、章太炎等。

    佛教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至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发展至清朝晚期,已经衰败了。就是在佛教源头印度,也已式微。正是有杨仁山居士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中国佛教才有振兴之势。

    多有学者对杨仁山作高度评价。有称他“对中国佛教有再造之功”;有称他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有称他“是一位使佛教起死回生的枢纽人物”;还有外国学者称他为“现代中国佛教之父”。赵朴初先生则称:“近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可见杨仁山对于百年的中国佛教,其历史地位之重要。

经版处——至今保留着完整的古代印刷工艺

     接着去看一看经版处,经版处原为平房,现已改建为两层楼房。内藏经版125318片。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收藏汉文木刻经像版的宝库。金陵刻经处的经书至今保留着完整的古代印刷工艺。据说最能代表金陵刻经处的雕刻技艺精湛水平的,还是那些初始在金陵刻经处工作的刻工,据记载当年的刻工是直接用刀而不用画稿或字稿来完成佛像和佛经书的制版工作。

    在楼下一间铁门紧闭的房中,看到了金陵刻经处的“镇处之宝”——那是18块佛像版。由杨仁山当时请著名的画家参照了《造像量度经》等有关方面的资料一一绘制,并由著名的刻工精心雕刻而成。有《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慈悲观音像》等,其中,一块《灵山法会图》的佛像版刻着97位神态各不相同的佛、菩萨、罗汉,刻工逼真精美,画面几无虚隙,但却层次分明,章法严整,尽展庄严慈悲的佛相,实在称得上巧夺天工。

     金陵刻经处所保持的中国古代传统的木刻水印技艺,现列入联合国非遗项目。看一看工作间那刻版、印刷和装订,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经版为棕黄色的棠梨木所刻,每刻一片须耗时15天,刻版经写样、上样、雕刻3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那么精细。

    手工印刷采用的是飞印手法。工序有夹经、涂墨、压擦、揭纸。看片棕制成的擦子在宣纸上飞快地反复擦过,一页佛经揭开,清晰而带着墨香。

    装订这一项似乎容易,却有着13道工序:有分页、折页、齐栏、串纸捻、配书等,线装函套也是一门相配的技艺。

    而今很少有人再通过线装书来读经书了,但在这里,木刻印刷技艺得到了流传,传统的文化得到了继承,一部分历史得到了展现。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在为其母祝寿时也曾在这里捐资刻印过《百喻经》。那时代铅字印刷业已经发展,他选金陵刻经处来刻印经书,是他认为这块礼佛之地是虔敬的。

    再回到深柳堂,打开后门,在四周皆花窗围墙的不大的后院中,一座印度式样的墓塔立在小院正中,为六角形喇嘛塔。塔周栽着松柏。墓塔后部的围墙上,镶有青石碑与刻文。这座塔便是杨仁山的墓塔。

    仔细看,塔身的下部像一只扣在塔基上的托钵一样,塔的中央部分层层叠叠像是折叠好的袈裟,塔顶则像是僧帽一般。

    杨仁山在世之时,以居士身份刻经传播,是不是期望去世后,还那出家为僧的心愿呢?

 

    大驾西去,佛典犹在。

    在这物欲横流的现代世间,打开一页刻印的经卷。合一合掌,守一守心,自有一种别样的清凉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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